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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法国开始逐步向中国南方的邻国越南进行渗透。到了19世纪50年代，法国在拿破仑三世的领导下，派遣军队占领了越南南部的南圻地区。到了70年代，法国又将触角伸向越南北部的北圻，企图将整个越南纳入其殖民版图，彻底控制这块战略要地。
当法国驻海防领事土尔克向其传教士解释为何必须占领北圻时，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北圻是一个理想的军事基地，拥有它，我们法国便能抢先一步进入中国腹地，成为欧洲列强中最早在中国内部展开活动的势力。”
普法战争结束后，19世纪80年代初期，法国的金融资本迅速膨胀。由以残酷镇压巴黎公社闻名的茹费理组阁政府发动了对越南北部的军事侵略，彰显出其扩张野心。
1883年，法国军队攻入北圻，占领了河内后，继续向北推进，却遭到了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沉重抵抗。尽管清政府派兵支援，但这些援军接连败退，未能有效阻止法军的推进。
越南是满清朝的藩属国，越南国王接受满清皇帝的册封，定期派遣使节到北京进贡，清政府对越南负有保护义务。然而，面对法国的侵略，清政府采取的是妥协退让的对外政策，未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
展开剩余90%1884年3月，茹费理内阁因不满先前的协议，再次派遣新任大使向清政府提出苛刻条件，要求中国彻底撤军北越，并强迫越南承认法国为保护国。一个月后，中法双方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正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全部占有权，并约定中国从越南撤军。
签约后，法国又不断制造事端，找借口向清政府索要高达二亿五千万法郎（折合银三千八百万两）的战争赔款。清政府虽然觉得要求荒唐无理，但仍派曾国荃代表前往上海与法国公使巴德诺谈判。英国总税务司赫德也参与协助法国向清政府施压，最终谈判毫无进展。
7月14日，法国海军将领孤拔率领舰队，以“游历”为名义，径直进入福建马江挑衅。面对法国的侵略行为，清政府依然坚持妥协退让的策略，希望借助其他列强调停，避免战争爆发。
孤拔的舰队进入福建重要海军基地马尾港，受到了清廷官员表面的“殷勤欢迎”。然而，法军舰队进驻后，紧邻中国舰只停泊处，经常以五六艘军舰控制马江口及江面，威胁福建的造船厂、沿岸炮台以及守军安全。
8月4日，法军由副司令利士比率领，两艘军舰会合停泊于台湾海域的另一艘军舰，共三舰在基隆港登陆，却遭到台湾清军顽强抵抗，被迫撤退。
法国政府于是决定先摧毁清政府海军力量，尤其是福州马尾港的造船厂，随后集中兵力攻占台北，并计划北上进攻旅顺、威海等重要战略点，以迫使清政府屈服于其侵略要求。
法军舰队共十二艘，其中包括七艘巡洋舰、三艘炮舰及两艘水雷艇，总兵力约一千七百余人。马尾港内停泊的法军舰艇达到八艘，江面上还有两艘军舰控制金牌、琯头一带水域，阻止清军封堵江口，确保法军后路畅通。其具体部署见附图。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中法两国舰队竟然相邻停泊于中国马江江面时，双方表面上保持和平共处状态，直到8月23日，法国舰队突然发动对福建水师的突袭。究竟是法国舰队巧妙利用满清官员的无知，能在中国内河自由行动挑起事端，还是清廷官员顽固无知，错失了反击良机？
李鸿章作为北洋大臣兼外交谈判代表，负责海防和外交事务，面对已处于战争状态且法国军队不断扩大战争的局势，他依旧电告福建钦差大臣张佩纶（张佩纶即著名作家张爱玲的祖父）：“谈判尚有希望，衅不可自我开”。甚至在收到法国最后通牒时，他还对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称，“议和大有进步，所言必系谣传”，临战仍抱持不切实际的和平幻想。
福建海防前线虽有多位负责人，但平时无心战备，临战时互相推诿、畏战逃避，表现出极端的消极和懦弱。
1883年法国侵占北圻时，李鸿章主张和平，甚至放弃越南的宗主国地位。时任督察院左副都御史的张佩纶对此极为愤怒，痛斥李鸿章“法国奸计妇孺皆知，唯李中堂不知”，“李中堂被法人愚弄，朝廷又被李中堂愚弄”，坚决主张抵抗。可到了福建海防前线，张佩纶却成了怯懦无能、临阵脱逃的典型代表。
1884年7月3日，张佩纶获任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并兼署船政大臣，抵达马尾。路经天津时，他专程拜访洋务重臣李鸿章求教。
李鸿章暗示其采取“全身而退”策略：“初意查明各处防务复奏朝命，静听指示；若召回，中途乞病；若不召，设辞乞病”，即张佩纶此行不过巡视例行公事，不必真正指挥战斗。福建战事本属闽浙总督、福建巡抚及福州将军职责，与张佩纶关系不大。
抵达当天，张佩纶会见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字子峨，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进士，曾任大清首任驻日公使），并视察船政局厂区。
自7月4日至11日，张佩纶走遍福建省城福州、闽江口各炮台及壶江等地，先后会见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福州将军穆图善，商讨马尾及福州防务。
清廷福建官员分工明确：何璟、张兆栋负责省城福州防守，穆图善守卫马江口长门炮台；张佩纶与何如璋则指挥马尾地区水陆军，保卫军港及造船厂。
令张佩纶失望的是，这些官员对日益紧张的战争局势显得极度手足无措。正如他私下所言，“（何璟）在闽七年，一无所为，罪责难逃。”
驻扎马尾、福州的“凯”字营、“潮普军”、“福靖军”等部队战备松懈，人员短缺，士气低落，装备陈旧且严重不足。久处和平，军官早已丧失斗志。面对精锐法军，这些部队能发挥多少战斗力？即使是非军事出身的张佩纶也能一目了然。
法军舰队在马江逗留四十余天间，不断深入内河挑衅。由于双方谈判尚未破裂，清军对法军动作始终保持克制。张佩纶担心法军借机开战，不但不加强战备，反而多次压制爱国官兵及民众的抵抗情绪，严令“衅不可自我开”，坚决避免首开战端。
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下令水师“不准先开炮，违者虽胜亦斩”，甚至限制港内舰只移动，免生挑衅之嫌。福建清军严格执行李鸿章指示的“彼若不动，我亦不发，静以待之”的消极防御策略。
法国舰队入侵马江时，沿岸民众激烈要求先发制人，愿意组织数十艘船只装载硫磺、火药及火箭，发动火攻。当地民众代表林培基呈送“万民摺”，请求潜水破坏法军舰船。
但这些积极抗敌的呼声均被何如璋、张佩纶等镇压和拒绝。直到局势日益恶化、法军挑衅明显后，才允许民众参战。
8月17日，因和谈无望，清政府撤回上海谈判代表，但对马江防守仅限于阻止法军舰艇进出，依然禁止主动攻击，严重限制了守军反击能力。
8月19日，法军进攻部署完成，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8月21日，清政府拒绝回应，谈判破裂。
法国政府随即召回谈判代表谢满禄，留下公使巴德诺在上海伺机调和。同时，殖民部长裴龙训令孤拔：“派遣所有舰只到福州和基隆，我们务必控制这两个港口作为谈判筹码，如最后通牒被拒，立即采取行动。”
8月22日，法国命令孤拔消灭福建海军。孤拔选择次日下午退潮时发起进攻。因军舰主炮和锚链位于船首，涨潮时船头朝下游，落潮时转向上游。落潮开战让大部分清军舰只面对法舰主炮，但却难以有效反击。
当时清军部署为：
海军：九艘军舰、两艘商船组成舰队。主力“扬武号”旗舰及七舰停靠罗星塔上游，与法军对峙；其余“振威”、“济安”、“飞云”等三舰停靠罗星塔下游，防御法军三艘巡洋舰。另有八艘旧兵船、十艘炮船及其他艇只，分两组驻守罗星塔南侧。
陆军：十一营步兵及炮队防守船厂和马尾港江岸；十一营守长门、金牌炮台；另有一千八百农民武装驻守闽安江岸。
由于督抚、将军及大臣缺乏战备意识，未能准确判断敌情，军队缺乏统一指挥，炮台老旧弹药不足，虽数量多于法军，但战斗力远逊对方。
8月23日上午8时，孤拔向各国领事馆通报开战。至10时才向总督何璟递交战书，何璟迟至12时才转交张佩纶。张佩纶竟请求法军延期开战，其无知令人难以置信。
13时45分，孤拔指挥舰队发动攻击。清军毫无准备，船头未及时调转，锚链未解，船尾朝向敌舰，陷入被动。
战斗爆发，孤拔指挥水雷艇攻击“扬武号”旗舰和“福星”运输舰，并炮轰其他军舰。“扬武号”首被击沉，舰长张成泅水逃生。
“福星”未中弹，舰长陈英果断砍断锚链，调转船头猛击法舰并高速冲阵，重创敌军。“建胜”“福胜”两舰亦冲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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