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在全军授衔的过程中，共有55位将领被授予上将军衔，另外2位则是在1956年之后被授予，前后共计57位。然而，在这些上将中，有一位显得特别引人注目，他的经历与众不同，且因特殊原因才被授予这一军衔。这位将领便是韦国清。
韦国清是一位典型的军政双全的将领，他不仅涉足过教育工作，担任过政工干部，还亲自指挥过军事作战，经历十分丰富。1929年，韦国清参加了由邓小平和张云逸领导的百色起义，随后随红7军创建了右江根据地。此后，他与红7军北上，成功与中央红军会师，并参与了反围剿的战斗。
1932年，韦国清进入红军学校学习，并在学校工作了多年，专注于军事教育。长征时期，红军学校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立了干部团，韦国清担任特科营营长。尽管干部团的主要任务并非作战，但他还是曾担任过前锋和后卫，参与了部分战斗。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干部团与四方面军的红军学校合并，成立了新的红军大学，韦国清担任特科团代理团长，政委是宋任穷。
展开剩余70%抗日战争爆发后，韦国清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校长，在山西前线开展教育工作。此后，他调任抗日军政大学，担任大队长，随着抗大第一分校的成立，何长工担任校长，韦国清被任命为分校训练部部长及副校长，继续承担重要的教育工作。
直到1940年，韦国清才真正走到战斗一线，调任山东纵队担任支队政委。1941年，他被调至新四军第9旅，担任旅政委和旅长，这支部队由张爱萍亲自组建，而此时的张爱萍已经调任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1944年，彭雪枫牺牲后，张爱萍调任为第四师师长，韦国清则担任了副师长。
在解放战争期间，韦国清调任华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并同时担任苏北军区司令员，指挥了多个战役。1949年，他再次调任10兵团政委，与叶飞共同负责解放福建全境。纵观韦国清的军旅生涯，他在20年的战斗岁月中，教育工作与政治军事工作并重，前后从事军事教育8年，担任政务和军事指挥职务12年。
1950年，韦国清原本被抽调至外交战线，准备担任大使。这是因为他在抗战结束后曾担任过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徐州执行小组的首席代表，拥有一定的外事经验，且与外国的外交接触应对得当。然而，由于身体不适，他住院了，结果他被调任为军事顾问团团长，前往越南工作。在接下来的六年中，韦国清主要致力于越南的军事顾问工作，协助当地打击敌军并帮助建立军队。虽然他被任命为公安军副司令员，但实际上只是挂名职务。直到1955年，他仍在越南工作，但竟当选为广西省省长。1956年，他回国后，许多老领导希望他重新回归军队，但毛主席认为，既然是广西人民选举出来的，应该尊重民意，让他在地方履职，特别是广西还是他的家乡。
按照通常的授衔标准，那些将军如果主要精力放在地方工作，通常是不会被授予军衔的。然而，韦国清为何能够被授予上将呢？事实上，解放军的发展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三大主力红军分别是从不同的“山头”起源的，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山头”非常多。红一军团是由南昌起义、秋收起义、湘南起义等所铸就；红三军团源自平江起义；红七军则由百色起义组成。
作为红7军的代表，张云逸被授予大将，那么谁代表红7军获得上将军衔呢？李天佑、陈漫远和韦国清这三位将领都曾担任兵团级领导，资历深厚，符合上将的标准。虽然陈漫远已调任地方，无法授予军衔，而韦国清当时挂名公安军职务，因此，李天佑与韦国清成为代表红7军的上将候选人。
在军衔评定时，军队不仅考虑军功、资历、战绩、职务，还必须照顾到各方面军的平衡，尤其是少数民族干部和起义将领。作为一名壮族将领，韦国清能被授予上将，也许正是对少数民族干部的照顾之一。
总之，正如总干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所说，这一授衔“因特殊情况”也许正是解释韦国清被授上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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